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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中的“正直”力度 ———访骨科专家宫恩年
发布时间:2017-04-28
儒雅风趣,一脸阳光,是著名骨科专家宫恩年给我的最初印象。
宫恩年从一名三军仪仗兵,到卫生兵,再到骨科医生,到一所骨病专科医院的带头人,最终成为名扬海外的骨科“大拿”一把刀。
岁月走过了30年,他手中的手术刀,始终在一线,整整雕刻了30年。
30年的岁月,认识“宫一刀”的人,感慨人生的变化:无数患者从此有了直立的人生,宫恩年有了风雨岁月,有了道义重如生命的社会担当,有了内心深处灵魂的灵秀洒脱。
时光流走,岁月留痕,30年太多的人和故事,都在宫恩年一线坚守的执着里。他手中的那把刀,让多少人阴霾的心灵换上了笑颜,重塑信念,看到了生活的阳光。
医术:最小的医院,最大的骨科
今年初冬艳阳,消息传来,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,中国人民解放军66400骨病专科医院于2015年底关停,由部队转为地方,改制为“北京同步中医骨科医院”。这一改制,得到了北京市和海淀区的大力支持,为这所闻名遐迩的骨病专科医院更好地致力于军民融合发展,更好地服务社会、服务全国各地的广大患者,创造了更好的政策环境、更加广阔的医疗服务空间。
这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定慧桥西北侧、床位不足300张的骨病专科医院,曾经创下了惊人的业绩:每年手术量超过1500例,年门诊量达3万多人次,患者不仅来自国内,而且遍及美国、法国、比利时、新加坡等世界10多个国家和地区,被誉为“医院虽最小,却是行业内最大最齐全的骨病专科”,同时还创造了一年1500例手术无事故、无差错和无投诉的奇迹!
这些“奇迹”的创造,离不开院内的一个核心人物——宫恩年。
说他是核心人物,是因为他的医术“拿人”,他有独特的“看家本领”和一套祖传的“绝活儿”。
全国最大的关节手术经他之手,最小的关节手术也由他主刀成功。在世界医学界中,曾在1993年被美国发明和运用的TFC,因是颈椎后部的病灶而从前面手术,风险大,难度大被放弃,在中国,只有他却一直运用在临床上,而且从未有过失误。世界各地的骨病患者慕名而来该院求医的,也是因为他,一年1500例的手术中,成功率达100%,他自主研发的活骨丸、活骨膏、骨炎九等系列中成药,荣获2项国家专利和1项军队科技奖,研制的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器械获1项国家专利。这些数字足以告诉你,他之所以成为核心的价值。
走上医道,是当年作为军人,一切都要服从组织的安排。宫恩年在1975年从山东蓬莱来到北京,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兵,到后来成了仪仗队的卫生员。起初当卫生员,宫恩年心里有些不大情愿,觉得男儿风光不再,可服从是军人的天职,他便成为了仪仗队的一名卫生兵。
宫恩年之所以成为卫生兵,也是有原因的。儿时,爷爷是一名乡间医生,耳濡目染,他会一些按摩推拿。所以,参军后,有队友因训练伤痛,他就时不时地为他们按一按,捏一捏,也正是因为这个专项“特长”,角色转换时,他与医结缘。
从医后,便专心医学,医道,从理论到实践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,他就研究股骨头无菌缺血性坏死的临床研究与治疗。从常年的临床医疗经验里,不断探索,他在不全依赖检查设备的情况下,推理、判断而最后得出结论。
人的直立,躯体上最为重要的两部分那就是人体的大梁——脊柱与承重柱——股骨。而 股骨头坏死的治疗,对全球医学界,都是棘手的难题。业界一致认为,股骨头由于其特殊的解剖部位,一旦坏死,就难以修复。所以从80年代初至今,对其治疗也无定论。以“海归”派为代表的医生主张人工关节置换,传统的中医则主张纯中医中药治疗。而西医采用人工关节置换治疗股骨头坏死,医疗费用较高,也并非终生保险,随着人工关节在使用过程中的磨损,病人可能还需要面对关节翻修手术。而纯中药治疗,患者的股骨头坏死可能有所好转,但髋关节僵硬或强直,丧失活动功能,病人不能正常行走、下蹲。关于介入治疗,股骨头坏死是一种慢性病,因各种原因导致股骨头内的血管严重受损,需要较长时期的治疗修复再生过程,单纯靠有限的几次药物介入治疗难以达到理想的远期疗效。
难,就攻!从药物到手术。
他成功研制的几种药,活骨丸、活骨膏、骨炎九等系列中成药都能很好地改善股骨头的血供,使坏死的骨质吸收,激活破骨细胞,使新的骨小梁生成,继而修复。
药品通过了总后勤部药检部门细菌学、生物学、药理学和毒理学试验,并获中国科协特等发明奖。
他在临床实践中率先提出了治疗股骨头坏死“早期发现,早期治疗,中西结合,优势互补”的新理念。采用西医诊断为原则,据股骨头坏死的不同类型,不同分期,用中药内服与外用改善股骨头内的血液循环。用西医手术改善髋关节的活动功能,同时辅以手法按摩,配合功能锻炼等综合康复治疗,彻底打破了股骨头坏死不能自身修复的学说。
如果说药物来自其独制的秘方,是以高深的理论作基础的,那“宫一刀”的来由却是要用精准与确切印证的。它来不得半点马虎,差之毫厘,事关人命。
为了手术的精准、确切,宫恩年除了扎实的实践经验外,常年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晚睡。为的是明日那台甚至几台手术中的不手抖、不偏离的精、准、细。
他所开展的脊柱侧弯矫形、椎体滑脱复位钉棒系统内固定、颈椎前路脊柱椎间融合器植入内固定术、脊髓内和脊髓外肿瘤摘除、颈颅骨搭桥术、各型颈椎病及颈椎外伤性骨折伴高位截瘫前路复位钢板固定等手术,特别是胸椎管骨质硬化狭窄扩充术,手术方法的改进与创新,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外空白。对于脊柱疾病的诊断、治疗方面,专业技术水平居世界前列。
最为难能可贵的是,发明于1993年美国的一项前路颈椎管骨质硬化狭窄扩充术,因用时长,风险大,难度高而被医学界放弃的医术,宫恩年却一直运用在临床上并做到最好。
这项手术,对医生要求全面,技术精湛到毫厘不差才能完成。它是一项后颈手术却是从颈部前面开口的技艺,需要穿越丰富的神经区而达到病灶区,中间就需要那精准的一刀。
这一刀,这么多年来,从未有过失误的先例,是宫恩年历经多年的积累与跨越,升华了的过程与境界才可以到达。“我所以坚持运用这项技术,是因为,它可以把大手术化为小手术,手术过程化繁就简,降低患者术后康复的痛苦,同时减少患者出血、费用和修复的时间,可以免去二次修复或‘补丁’手术。”宫恩年说。
对于宫恩年的医术,30年来没有一例临床事故,足可以说明一切。甚至有来自美国、意大利的国外患者慕名而来,为的就是那把精准无误的刀和精湛的医术。
医德:先人道之义而后医
有人说,宫恩年凡人难见,从不接外来电话。
宫恩年这样解释:“医生的使命就是看病救人,而于我,最大的乐趣,就是病人需要我,我能给予他们最好最及时的治疗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我从不接外来电话,不是眼高无人,是因为,我真的没有时间。一个人要想做好一件事,也就只有经营那二亩三分地的能力,这块地,要么长草,要么长庄稼。我的地我只让它长庄稼。”
“我不想做领导,不想放下手中的刀,这30年没下过‘火线’,40年不过节假日。上至总部首长,下到基层官兵,以至地方,一天十几台手术等着我,我得保证我对手术的时间与精力,我还哪有时间交际与应酬?虽说是一院之长,我只作一个大盘要求,我要管好的就是我手中的手术刀,医院细则全部交给我的副院长执行与管理。我不过问政治。”宫恩年谈到这些,毫不掩饰,真诚而执着。
在他的办公室里,放着一架人体骨骼的标本,采访那天,谈到医学上或手术中一些重要环节或人体部位时,他就走近那架标本去研究探讨,或解剖给来访的人员。一说到他的专业,便滔滔不绝。看得出,他是一个单纯的人,单纯到只有医学和患者。他又是一个热忱的人,热忱到用一生与手术刀忠爱。
锦旗、奖章、称号,当各种荣誉涌到宫恩年面前时,这位年过五旬仍帅气十足的山东汉子,却依然日子简单,甚至枯燥:周一查房,周二出诊,周三到周六手术。办公室—手术间—病房—门诊部,这便是他全部的世界。
宫恩年说:“想救人则可学医,若为谋利不可为医。”这是他的警言,也是对全院职工的警言。
全国各地,医患矛盾与丑剧屡屡上演,而在宫恩年的医院里,热情和善是每位医护人员的必修课,做到真诚要有耐心,真诚地交流,耐心地解释,才能让每台手术的患者对医生信任与配合。所以一旦发生矛盾,按医院的规定,每位员工都从自身反省,承担责任。
特别在当下,社会上流传着医患之间存在着“红包”“小费”一说,在宫恩年的医院里是坚决杜绝的。他说:“这种现象会造成更多的工作失误,一旦出现问题,各科大夫之间就会扯皮不担责任,对医生与患者都是有害的做法,所以,我院不准有此现象出现。多年来,一直对此纪律严明,大家执守都很好,在患者中的口碑也很不错。”
“我们的医院没有护工,护士的职能就是护理,如雇有护工,那护士做什么用呢?那样,也给患者增加经济上的负担。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的,如果为了谋利图名,就不要选择这一行当。”宫恩年这样说。他的这种思想一直灌注在他们的职业操守里,改制完成后,原医院80%的职工选择跟随他继续他们的人道之义。
一位来自东北辽东油田的患者,患有股骨头坏死,辗转东北各大医院,后又到了上海,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,最后经朋友推荐,来到北京骨科医院,那天记者见到他时,他已手术一周,他对记者说:“我在这里手术后一周的时间,就可以下地走路了,恢复得很好。我是跨省来京就诊,所以在这家医院是不能享受医保的,为了省钱,这里的医生没有给我用人工骨,而是移植了我自己的一部分骨骼。这样,他们无形中增加了手术量,要担更大的责任,而手术材料用的是我自身的东西,对医院来说就没有利润可图,可对我有利,既省钱还恢复得快。他们的做法很是人性,而且也替我们患者着想。”患者满意自不必说,言语中充满了感激。
说到股骨头坏死的病例,宫恩年说:“现在这样的患者很多,如果一惯地为图利,那就是换德国进口陶瓷的,既有利又方便手术,可是,做医生不能那么做。病人患病在生活上与健康人相比,就已是寒霜了,我们不能雪上加霜。”
接着他给我们讲了一件“小事”:有一年,宫恩年下基层时,遇到了一个山东患者,走进家里,看到男主人拘着腰无法站立,因常年看病负债累累,家徒四壁。宫恩年毫不犹豫地给他做了手术,不但没有收取费用,临走还把自己身上所带的钱全部留给了那位患者。宫恩年说:“我们都是人,健康的人能拥有一切,而他天天陷在痛苦中,为此已经不能正常生活了,更谈不上美好。如果一个人有能力让你身边更多的人幸福美好起来,那才有价值的人生。我们挣着工资,享受着生活,怎么忍心再从那些人身上去挣钱呢?”
“所以,一直以来,我们医院的宗旨是,根据不同年龄,不同的实际情况,给患者运用不同材料。如果一个八旬老人,你再给换上昂贵的进口材料,那样对个人,对国家而言,都是一种浪费。”
“当然,要求我的员工仅仅做一个善人,是不够的,做善人那可以是慈善家,可以是佛家道人,而要做一个有良知的医生,不仅是道义上的修养,还要求有高超的技艺才行。所以,在做好人的基础上,再把医术搞上去。具备这两点,才能再谈如何做一个好医生。”宫恩年亮明了自己的观点。
“对于患者,我们不仅仅做到手术除病,我们也有责任同时帮助患者除去心病。他们大多是残疾人,因为残疾,加上病痛折磨,好多人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所以,这中间,需要我们的爱心,需要我们的耐心,需要我们的真诚。不论其富贵,无论其长幼,也无论其愚智,一视同仁,与他们聊天,帮他们打开心结,让生活的阳光同样照进他们的内心。我也希望我们的医护人员能够勇敢地为病人再多做一些事情。”
言谈中,风趣的宫恩年不忘谦虚却又自信,他打趣地反问记者:“北京三甲医院多的是,而我们一个二甲专科医院,却做到了200多张床的接收能力都依然紧张,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源源不断涌过来,我们的饭碗端得稳稳的,你说靠什么?”
境界:站直了做人
人的直立,主要靠骨骼支撑。凡是来找宫恩年的都是骨骼上有病的人,有先天性小儿髋臼发育不良的,有髋关节挛缩畸形功能障碍的,有强直性脊柱炎的……总之,有的弯腰,有的驼背,有的双腿不一样长……更要命的是他们有的是“大梁”脊柱有了种种疾病,或是人体的最大“轴承”股骨头坏死,等等,大凡站在宫恩年面前的都是“残疾”病人。他们不能站直了做人,他们不能挺起腰板生活。
“当你面对这一切的时候,我想做的和我能做的,就是想办法让他们与我们一样,站直了做人。”
仪仗兵出身的宫恩年知道人生从形体到心灵,完美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。从门诊到病房,他都做得一丝不苟,他心里装尽了这些人的酸苦,特别是在查病房时,他都做到尽心尽力,每位病人都要看到,问到。细心询问,耐心解答。
门诊部里,一位10岁的小姑娘转动着轮椅,好奇地张望,母亲脸上挂着会心的笑容。她们来自河南,在这里手术后,等待着属于她们的美好明天。
冯某,患有胸椎管狭窄症伴脊髓损伤不全瘫、黄韧带骨化症、脊髓性颈椎病、腰椎间盘突出伴椎管狭窄症,一个36岁的男人,同时患有这么多骨病,可以想象他是怎样的一种状态,后经椎弓根华森钉棒系统内固定,椎板切除椎管减压术,他有了正常、直立的人生。
19岁的郝某与22岁的姜某,都是花季女孩,她们都患有胸腰椎侧弯畸形、腰椎旋转畸形。通过钉棒系统内固定侧弯畸形矫正术后,她们有了青春,也有了诗与唇膏的美好日子。
65岁的李某,患有胸椎管内肿瘤,通过椎管内肿瘤摘除术后,由原来不能行走、下蹲到术后行走自由,下蹲正常,重新步入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中来。
28岁的小伙子冯某,患双侧股骨头无菌缺血性坏死,在这里,接受纯中药保守治疗,口服活骨胶囊、局部外用活骨药膏,6个月后,功能良好痊愈。
壮年王某,48岁,患双侧股骨头坏死、双侧股骨头病理性骨折,还有50岁的黄某,因股骨头坏死后置换的陶瓷头碎裂,他们都进行了人工的髋关节置换手术和髋关节翻修术,自此,他们的人生也翻修一新。
……
这是一群不能站起来生活的人,但是,经过骨病医院这一站,他们的人生从此不同。他们或拉长,或扶正,或轿形,如宫恩年所言,自己像一个雕刻师一样,天天用骨凿在雕刻,雕刻出他人的幸福,也雕刻出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实际上,宫恩年用心血雕刻出了一张骨科王牌。他不会唱歌,不会跳舞,不会品酒,更没有消闲的时间喝茶。他没有一切社会活动,他的世界里,最好的玩具就是那把手术刀与骨凿。
他把自己的容颜每天都隐没在口罩与眼罩后面,整个身体包裹在无菌衣里汗流浃背,当我问他:如此辛苦的工作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累不累啊?
宫恩年自嘲地说:“我之所以能保持三军仪仗兵的身材,秘诀就是每天我都要蒸桑拿。”
“那每天面对愁眉苦脸的患者,你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吗?如何排解?”
温和与微笑也是他的王牌,他的微笑如春天的温度,他对记者说:“我每天面对的是病痛,甚至生死,受其影响或感染,肯定心理也有压抑情绪,但是我不能苦着脸面对患者,他们需要的是温暖与鼓舞,需要激励与信心。所以我要求自己与所有的医生都应该是一脸阳光地面对他们。至于自己的不快情绪,只有在深夜,我会开着我的小奥拓在环路上加速前行,以此方式去减减压。”
所以,如果你不小心路遇一辆在环路上飙车的奥拓时,说不定那就是“宫一刀”在给自己紧张压抑的神经做瑜珈呢。
站起来做人,对于患有骨病的人,需要手术,需要力度,而对于躯体无病的人而言,站起来做人,则是需要精神与信仰的。
好多人为了功名利禄趴在了原地,或弯腰,或低眉,放弃了血性与美德。生活里,宫恩年也在人间烟火中,诱惑、名利、权益等等,也一样存在。每到一个纠结或犹豫的关口,他都能自省自己,自省自己的内心,“我想要什么?”
也许多年来一直在探究人体如何直立的力学课题,宫恩年也把正与直的力度拉伸到自己的精神世界里。面对一切矛盾,来自工作上的,家庭里的,同事好友间的,人与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纽带里的东西,他都去繁就简。
放下了,舍弃了,繁重的负累时,让一切归零,重新来过。轻装,会让人起立甚至飞翔。这是宫恩年的人生感悟。
为此,他所带领的团队,因是业务性行业,所有的科室人员的生活内容,大都是各人各技术,各自为阵。沉闷、枯燥难免成习惯。所以他也想着法儿让他的团队活泼、乐观起来。于是,规定每天下午四五点是大家搞卫生的时间,这样可以让所有人员放风见面,互通有无,互解,互助,互谅,成为一家人。
宫恩年说:“打扫卫生只是一个说法,这样可以让大家动起来,交流一下情感,放松一下心情,动起来,会有热情,激发创新。所有人的思想,行为,理念都能相互感染、影响,最终达成我们一个团队一条心,一个团队一个道义标准。”
幸福是牵扯道德与价值问题的,放下名利,灵魂就能够站立。宫恩年一直恪守自己的内心,他觉得以人性的善为本,救人为医,自己是幸福的。而一个人能够从形体到精神真正站起来做人的人,才是真正人性意义上的优秀与幸福。